拉大旗作虎皮的女人

本主題由論壇美編于 2025-12-21 08:36 審核通過

拉大旗作虎皮的女人

豆坪村的斗爭寺古廟還在，但斗爭寺的高音喇叭早就啞了。

我坐在村口的石墩上，看著新修的水泥路穿過田埂，兩旁是白墻灰瓦的新居，太陽能路燈在暮色中一盞盞亮起。幾個孩子騎著電瓶車從我面前飛馳而過，笑聲清脆。誰能想到，幾十年前，這里還是“階級斗爭”的戰(zhàn)場，而戰(zhàn)場上的“女將”，之一是我們村的英。

她第一次讓我記住她，是1966年的冬天。那時我剛當(dāng)上民辦教師，二十出頭，滿腦子還是《人民日報》社論和“革命無罪，造反有理”。那天大隊召開批斗會，批斗對象是村里的老會計，一個戴眼鏡的“歷史反革命”。

人群里，一個女人突然跳上土臺，搶過話筒，嗓門像裂開的竹片：“我們貧農(nóng)！我們貧農(nóng)受夠了！他一個地主崽子，憑什么管我們貧農(nóng)的賬？

她就是英。三十來歲，裹著一條洗得發(fā)白的藍(lán)頭巾，臉凍得通紅，眼睛卻亮得嚇人。她一邊喊，一邊用手指點著臺下，仿佛自己就是無產(chǎn)階級專政的化身。她每說一句，必帶“我們貧農(nóng)”，像念咒，也像護身符。

從那以后，“我們貧農(nóng)”就成了她的口頭禪。不管討論種地、分糧，還是調(diào)解婆媳矛盾，她都要先亮明身份：“我們貧農(nóng)，最講理！”“我們貧農(nóng)，最聽黨的話！”她不是干部，卻比干部還威風(fēng)。漸漸地，連大隊支書都讓她三分——不是敬她，是怕她那張嘴。

1968年，造反派成立了。英第一個報名，戴上了紅袖章，每天凌晨四點就敲鑼打鼓組織“早請示”。她站在臺上領(lǐng)誦，聲音洪亮。

文革結(jié)束，風(fēng)向變了。造反派成了“鬧事分子”，可成英又活了下來。她迅速摘下紅袖章，換上一件素凈的藍(lán)布衫，天天往村支書張書記家跑。張書記是新上任的“穩(wěn)定人物”，根正苗紅，說話有分量。沒多久，英就成了村婦女主任。

她又換了口號：“我們張書記說，要團結(jié)穩(wěn)定！”“我們張書記主張，婦女要頂半邊天！”她逢人就說：“張書記信任我，我才敢干�！彼选拔覀儚垥洝睊煸谧爝叄癞�(dāng)年掛“我們貧農(nóng)”一樣自然。她主管計劃生育，邊干邊喊：“我們張書記說了，不苦不累，革命白費！”她從旁人嘴里知道某人懷孕了，就三天兩頭跑去給長書記告密狀。qia都跑騷了！

長書記喜歡她這份“積極”，也用她來制衡其他干部。她成了村里的“紅人”，連縣里來檢查，都點名要聽“英同志匯報”。

可長書記一死，她的聲音就斷了。

那年是2003年，長書記因腦溢血倒在田埂上，當(dāng)場沒了。葬禮那天，英穿了黑衣，站在角落，一句話沒說。從那以后，她再沒出現(xiàn)在村委會議室，也沒在廣播里喊過話。

婦女主任的職位被年輕人接了，村里的事由村委會集體決定。英回到了自家那間低矮的土屋，每天喂雞、曬谷，長坐在門口望著馬路上的人發(fā)呆。偶然有人跟她打招呼，她只是點點頭，不再多言。

我曾問她：“英，你怎么不說話了？”

她抬頭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渾濁，像蒙了塵的玻璃。她輕輕說：“人走了，旗就倒了。旗倒了，話也就沒了。”

我沒再問。我知道，她不是沉默，是失去了“我們”這個主語。她一生都在借別人的身份說話，一旦靠山倒了，她自己就沒了聲音。

去年冬天，我路過她家，看見她蹲在灶前燒柴�；鸸庥吃谒樕希櫦y深得像犁過的地。她抬頭看見我，勉強笑了笑：“老師，現(xiàn)在……我們老百姓，就圖個平安。”

我沒糾正她。這一次，她沒說“我們貧農(nóng)”，也沒說“我們造反派”或“我們長書記”。她說“我們老百姓”——終于，她把自己還給了自己。

豆坪村早已不是當(dāng)年的豆坪村。老屋拆了，新樓起了；土路變成了水泥路；年輕人去了城里，老人守著新生活。英還在，但她的時代，早已結(jié)束。

而真正的變革，從來不是誰在臺上喊話，而是誰在無聲中，把日子過好了。